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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部落 五帝 上古国家
[摘 要]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中国上古国家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国家制度的建设：第一，部落与部落的联合，并由此形成王国;第二，按地域划分部落，天子巡狩和方国朝觐是王国秩序的象征;第三，族卿族禄的官僚制度;第四，早期刑罚制度;第五，以上帝为核心的多神政治信仰体系。夏商周王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的。
确定中国上古国家的起点和产生过程，可以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方法：或是从已有的理论模式出发，然后在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中搜寻中国国家的起点;或是从史料中归纳总结中国上古国家的起点和特点，然后总结出中国上古国家的内涵。前者是历史哲学的方法，即从一个逻辑起点作演绎的工作，这种研究方法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并经常导致巨大的意见纷歧，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足以为鉴。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有的学者主张中国古代是亚细亚社会。结论虽异，但学术方法相同：从既定的理论模式出发，从历史文献中搜寻可用的证据。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显而易见：削足适履。后者是历史科学的方法，既从已有的研究资料出发，经过史料甄别辨伪和归纳分析，得出个案的结论。这种研究结果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实验的性质。其不足之处是只见一点，不见一般。特别是，如果没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和学术定位，其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会大打折扣。鉴于国家问题具有强烈的理论特征，我们将首先对相关的理论略作讨论，然后再对中国国家形成的相关资料予以分析。
一、有关中国上古国家的理论
学术界有关中国上古国家的理论，大体说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功能性的阐发，另一种类型是结构性的分析。
对中国上古国家功能的判定，学术界大多是从关于国家的普适性原则出发，这一普适性原则包含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相反，国家是超然于社会各阶层之上的协调各阶层利益和关系的工具。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大陆学术界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这种观点的来源则在“经典”著作中。恩格斯曾说：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①
"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②
近二十年，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学术环境的改变，学术界开始关注国家职能的另一方面，即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和管理社会的功能。这一理论的原型仍可从“经典”中找到：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①
既然是“公共权力”，无论在本质上或在形式上，要具有超越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倾向。实际上，“对立”论和“公共”论并非绝对不能调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同时注意到这两方面的作用，并努力将这两方面的功能综合起来，认为国家是这双重功能的统一体。
功能离不开结构，因为笼统地讨论功能会使国家的定义过于宽泛，有可能混淆对作为个案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认识和分析。所以，有学者指出：“仅有这些原理，还不能帮助人们去判断历史上的某个形态是不是国家。”②谢维扬教授对早期国家，尤其是中国早期国家作了专门研究。他总结了文化人类学有关早期国家的研究成果，提出早期国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早期国家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最高政治权力中心，或者称之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他借用基辛(R. M. Keesing)的话说：在这个制度的顶端是一位国王，国王形式上统治整个社会，他既具政治权威又具神圣性，国王授权给头目管理各个地方。第二，早期国家拥有与其中央权力的实施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机构，包括官署、军队、监狱等。辨别一个社会有无正式的行政机构存在的标志之一是税收，没有税收，国家机器无法维持。第三，早期国家社会分层高度发展。社会分层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阶级分化”，其细微差别在于它还不肯定社会分化已导致真正的阶级产生。第四，早期国家有针对某个固定地域实行统治的概念，即早期国家具有领土观念。只要是在其领土内生活的人，它都有管辖权。第五，早期国家有支持其合法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公开的，对大众有巨大影响力。此外，早期国家直接从原始社会演化而来，是这一演化发生后的最初阶段③。显而易见，早期国家与我所说的上古国家是同一概念，都是指继原始社会之后的国家形态。
二、中国上古国家的形成过程
国家的形成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通常有一个剧烈的形成过程或转型期。就中国中世纪国家而言，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确立是秦朝，但其形成过程却在春秋战国。由此反观，中国上古国家的确立是夏朝，其形成过程应在夏朝以前。司马迁作《史记》，把五帝时期作为中国文明的开端。在近年的研究中，五帝时期的历史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该时期尚未进入国家，也不是部落联盟，而是“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在“酋邦”之下，“所有部落事实上都依附和服从一个具有最高权力的部落的统治，这个最高权力部落的首领成为联合体即酋邦的最高首脑——帝或后”④。而我则倾向于认为，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具有特定属性的历史时代，而是中国从原始时代向上古时代的过渡阶段，犹如春秋战国时代一样，上古国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大都在此时创立。
国家是一个“结构—功能”性概念，它具有抽象的特点，因此对国家形成过程的讨论依赖于文字资料。目前考古学尚未提供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传世文献主要是《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归纳分析这些资料，可知五帝时期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背景是部落间的联合。在前些年的研究中，人们讲到国家产生的时候，首先要论述阶级的分化和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然后谈部落之间的战争，最后是贵族与平民两大阶级的产生。应该说这一思路与文献中的记载未必矛盾，但它是隐性的，直观地反映在历史文献中的是部落间新秩序的建立。新秩序建立的背景是旧秩序的毁坏和社会的动荡。这种情形在文献中有明确的反映。《史记·五帝本纪》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轩辕氏指黄帝氏族或部族，它之所以能崛起于众多的部族(“诸侯”)之中，正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新秩序，秩序是各部族的共同需要。建立新秩序难以指望和平的手段，武力是自然的选择，“习用干戈”的“习”有最初使用的含义。大多数部族之所以乐于服从轩辕氏的指挥，正在于轩辕氏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规范，带来了部族间的和平与安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部族都听从指挥，有的部族继续着掠夺和战争行为，其中最烈者是蚩尤和炎帝两个部族：
“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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