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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1955年前后在‘自由’派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中都孕育着某种即将露头角的东西，”因而，“1955年这个年份”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一个转折点的标志”，这一年以后的东西方历史学，都在“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另一种研究方式”。①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发端于1949年，但严格地讲，真正的转向也大约发生在1955年前后，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胡适批判运动”———这意味着学界向民国学术路线的集体公开告别。至此，当代中国史学开始了它迄今50年的崭新行程。在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再一次重新定向之际，②回顾一下这一行程，可能十分必要。
我们看到，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所通常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所以，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学术史尤其如此。坚持史料派和史观派的消长沉浮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观点，是本文的基本叙事线索;通过描述近50年中国史学的变迁之迹，揭露其中所掩盖的不同治史路线之间的分歧，从而显示出一条眼下看来较为完善且有生命力的为学取向，是本篇论文的命意所在;认为历史研究的走向与历史本身的走向基本上是同步的，因而有必要对某些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进行社会史分析，是本文的基本预设。笔者申明，本文的写成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高度简化和选择的结果，③尽管这要牺牲许多重要的方面和事实，但这不过体现了所有历史叙述都无法逃避的无奈。
当代史学的两大阶段
从学风丕变、话语系统转换、史观派与史料派地位的沉浮诸角度看，近5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大体上可区分为两个段落，这就是前40年和后10年。
早在1951年，郭沫若在对比新旧中国的历史学时就说，新中国的历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是：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等。①陈垣的概括和感受更为具体：“过去我们这些人只凭兴趣，不顾需要;只愿单干，不愿集体;只爱专门，不爱普及;只重材料，不重理论;只顾自讲，不求人懂;只讲往古，忽略现代;只愿研究，不愿教课;只重著作，轻视讲义。”②这些判断与描述，除有些可能为了强调新旧史学界之间的断裂而稍嫌夸张外，大部分则是可以采信的。新旧中国历史学之间的确有一条鸿沟。
新旧中国历史学之间的差异，现在看来，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的那种由来已久的差异。
1.在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主张尽可能地撤除学术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藩篱，力倡史学向政治靠拢;而史料考订派则坚执“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2.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史观置于治学的初始环节上，甚至认为“没有理论，材料等于废物”，考订派则强调“拿证据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③3.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关节和时代的大转折，而这些大变动、大关节和大转折的叠合，则是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在考订派那里，一个字的古义的辨识与天文学上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价值，他们主张小题大做，选题越小越好、越冷偏越好，走向极端者则沉醉于对历史的细枝末节的追逐之中而不能自拔。4.在普及与专精、著史与考史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注重通史的写作与著述，特别关心历史读物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史纂”的路子;考订派走的则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史考”的路子。在旧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20—30年代，考订派处在主流地位上，因此其所倡导的学风、路数、旨趣也就成为主流学风、主流路数，而史观派的学风、路数和述作则备受轻蔑。1949年后的中国，不只社会天翻地覆，学术界也同样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考订派连同其路数则被放逐到史学界边缘，近50年的中国历史学、特别是50年代前期的历史学就是在这一大势下展开的。
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前40年的中国历史学，我们可以把这40年大体划为三个小段落：从1949年至1958年，从1959年至1978年，从1979年至1989年。如果说从1949年至1958年的史学走向是史观派与史料派漫长冲突的余波的话，那么，从1959年至1989年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史观派内部的分裂及其冲突的时期。这一冲突在1979年以前纯是史观派的内部冲突，而从1979年至1989年，当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仍在剧烈进行的同时，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冲突在潜伏了近20年之后又重新启动。这预示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情景。
考订派从突然失势到逐步退出中心，史观派从一下子夺取了话语权力到最后完全控制整个史坛，是1949年至1958年近10年间史学界的总体图景。1949年，史界有影响的人物，除胡适、傅斯年和钱穆等人外，其余包括著名的“史界二陈”和顾颉刚等人及几乎全部少壮派则选择留在大陆。可以说，一个主体部分基本完好的史料学派仍屹立在1949年后的大陆史学界，虽然它在巨大压力下正处于急剧分化与解体之中。这个学派在应对这个对他们来说崭新的时代方面，表现出三种类型的姿态：幡然醒悟型、遗世独立型、艰难改造型。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艰难改造型”，反映了大多数考订派复杂而矛盾的倾向：想积极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陌生的社会，但又处处感到格格不入;想和过去诀别以取得基本的信任，但又积重难返，步履维艰;想努力学习新东西接受改造，但又难以一下子丢掉他们看得很重的所谓“操守”。相当长时间内顾颉刚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不到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可以看作是史料派整体的被冷落，他所感受到的轻蔑也绝不是他个人独特的际遇。但总的说来，史料派在50年代前期的生存境况与后来相比还是比较平静的。
不过，新的社会并没有耐着性子消极坐等这批唯物史观阵营之外学者的转变。新中国的成立当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当然意味着唯物史观派学者在史学领域里的胜利。
这对考订派成员来说本已构成生死存亡般的压力，紧接而来的一系列运动和措施，则使这一学派迅速走向瓦解：“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实证主义”，接受“马列主义”;而与此一运动几乎同时的院系调整，使得史料考订派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唯物史观派管辖这一事实”。①此后的胡适批判，是胜利了的唯物史观派对步步退让的考订派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出击。“胡适派”从此声名狼藉，甚至成为“反动”的代名词;顺理成章的是毛泽东史学思想权威地位的确立。而毛泽东的历史观念和由此产生的对史家的期待，又无一不与考据史家的治史路数针锋相对。随着毛泽东史学思想对史界全局的规范，史料考订派的存在显得尤不合时宜。
1958年的“史学革命”，可以看作是对考订派的最后一击，这是以往历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运动的总汇，其后果是史料考订派作为一个潜在的整体已经不复存在。这显然是五四以后史料派与史观派长期对抗的自然延续，这两大史学流派的漫长对抗只有到这时才能宣布以史观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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