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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当他辞别人世时,能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除了他的丰功伟绩和光辉的革命理论,就是他的崇高品质和独特的人格精神。周恩来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奋斗了一生,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锻造出来的人格精神感召着后来人。学习和发扬周恩来的人格精神,将给我们宝贵的启示和教育,对实现中共十五大的战略目标,造就迈向21世纪的一代新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立大志,把个人理想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把“为中华崛起”的崇高志向当作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这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坚实基础
周恩来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黑暗混乱的时期,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少年周恩来深切地感到,广大同胞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着强烈社会使命感和远大志向的周恩来,曾在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明确提出学习应以肩负“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为目的,开始把个人前途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了。当校长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时,周恩来庄重的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1916年,他在《中国现时之危机》的演说词里,在分析国家的内忧外患之后,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号召青年学生以救国为己任。①他的知识面广,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使他对救国救民问题的探索比较深入,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比较厚实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在追求真理,逐步成长的过程中,他以坚强的意志,破旧立新,逐步同一切旧制度、旧传统、旧道德、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五四时期,他高举“革心”“革新”的旗帜,在积极从事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的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周恩来还十分重视体育,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为他后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担任繁重的任务,适应艰苦的生活准备了条件,是我们广大青年学习的光辉榜样。
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到日本后,他细心观察、研究日本国情,广泛阅读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籍报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列主义传到日本,使他受到极大鼓舞。他以极大的热情认真学习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开始新的飞跃。
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日益深入,祖国酝酿着一场革命风暴的时候,1919年4月,他毅然弃学返国,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英勇坚决地战斗在反帝反封建第一线,并很快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倡议并组织了天津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在他的领导下,“觉悟社”成了五四时期革命社团中组织最严密,斗争最坚强的一个典范,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
1920年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求根本改造中国的方法,周恩来又到欧洲,如饥似渴地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对欧洲社会进行深入的考察,用社会实践来检验他所接触到的各种主义。经过近三年时间的艰苦探索,推求比较,慎思明辨,他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从此义无反顾,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的伟大事业中,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周恩来思想成长的过程启示我们,一个有为的青年,只有树立革命大志,确定好人生的坐标,才能坚韧不拔,奋发前进,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他的生活才真正有意义,他的青春才能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二、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突出表现
周恩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承担过各种最复杂、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不论是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中,还是在力挽狂澜的北伐东征中,或是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在一触即发的西安事变中,还是在出生入死的重庆谈判中,或是在气吞山河的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奋不顾身、机智果断、英勇无畏的感人事迹都是随处可见的。
1937年4月,周恩来等一行20多人乘坐一辆卡车,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料消息被国民党特务指挥的土匪侦悉。他们阴谋杀害周恩来,事先埋伏在离延安60公里的劳山险要山口。待卡车进入伏击圈后,敌人从三面以密集火力进行射击。周恩来沉着指挥战斗,一边还击敌人,一边向密林深处撤退。经过激烈战斗,死伤20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参谋陈友才也英勇牺牲了。因为他在西安工作,穿着呢子衣服,口袋里又装有周恩来的名片,敌人误以为杀害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又怕红军援兵赶来,就仓皇逃走了。周恩来在危急关头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脱险后又踏上征途,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奋不顾身地继续战斗!
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长年为党工作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重庆、南京、上海,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长期的谈判斗争。周恩来在南京的驻地周围,不到一百米的范围内,国民党设置了十多个特务据点,门对门,窗对窗地进行严密的监视,四处闪动着狼犬般凶恶的眼睛。周恩来正是在这种险恶环境中,坚定沉着地同敌人进行着斗争,这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
为共产主义奋斗,不仅在战争年代需要有忘我献身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需要具有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于献身的精神。在周恩来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1958年,黄河发生特大洪灾,洪水冲断了郑州黄河铁桥。周恩来亲临现场,冒雨视察水情,指挥抗洪斗争。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大地还在颤动,周恩来已出现在灾区。哪里有危险,哪里有险情,哪里发生意外重大事故,他就出现在哪里。1955年4月,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率团参加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亚非会议前,国民党特务一手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周恩来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外交封锁,不顾个人的安危,按原计划率代表团毅然踏上飞往千岛之国的航程。再次表现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在所不辞的精神。
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周恩来勤奋刻苦、忘我工作的精神也是感人肺腑的。为了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为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创奠基业,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日理万机,悉心操劳。周恩来留下的二十多本工作日历记载着周恩来从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二十六年间每天办理的重要事项,其中不少天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在周恩来的工作日历中,人们看不到一分一秒的虚度。在那特殊的年代,周恩来正是用他那重病缠身之躯支撑着共和国大厦的。
十年浩劫,祖国历经磨难。由于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周恩来不能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思想,还得违心的执行一些“左”的政策。但他不能不正视党和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之中的严峻现实。这种无法排解的内心矛盾,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缠绕着他,从而使他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以后,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二是坚守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自己所能来挽救危局。如果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前者不失为一条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但是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的关头,个人的安危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只要能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看来难以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也在所不辞。1966年12月间,他在与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内心深处的这一信念: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砥柱中流,苦撑危局,呕心沥血,对党和人民耿耿忠心的表现。他虽然没能亲手结束这场动乱,但是却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通向这一目标的曲折而坎坷的道路,并且最终以自己的死,进一步唤起人民的普遍觉醒,敲响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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