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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现代民族植物学的概念与内涵

现代民族植物学,是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当地人群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可以应用于调查、整理、编目、化学成分的分离和鉴定、遗传多样性分析、功能基因的评价、经济价值预测、植物资源利用模型的建立等多个方面,它不仅能对传统植物学知识进行科学验证和深度评价,也能为其保护与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储备。这里所指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冶是指分子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最新技术和手段,主要包括分子生物学、(多种)组学、信息科学、网络技术、3S技术、现代分离技术、波谱技术、药理学等技术和手段,强调用现代仪器设备在研究工作中的应用,采用实验的手段开展研究工作。“当地人群冶是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群体,他们对当地的植物及其环境非常熟悉,并且建立起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可以是少数民族人群,也可以是拥有主流文化的主体民族。“植物冶泛指高等植物、藻类、地衣、菌类,或者“两界系统冶中的植物界,即广义的植物,以及由它们构成的植物环境。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将其界定在绿色植物、高等植物、维管植物等类别中。现代民族植物学的英文名是ModernEthnob鄄otany。然而,ModernEthnobotany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出现过,包括百科全书(UNESCO鄄EOLSS,Soejarto等,2007)、新闻媒体(如DailyTele鄄graph称RichardEvansSchultes为现代民族植物学之父:RichardSchulteswasthefatherofmodernethnobotany),但其含义都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植物学,是与早期(20世纪前)民族植物学相对应的说法。因此,上述百科全书和新闻媒体所指的“现代冶,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现代战争等名称中的“现代冶有着相似的含义,不同于本文所用的“现代冶。现代民族植物学属于民族植物学的范畴,是民族植物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在研究手段、技术路线、研究结果等方面更接近于实证科学。最近10几年,虽然国际上有实验民族植物学(ExperimentalEthnobotany)的提法(Martin,1995),但往往显得比较简单,缺乏系统性。在民族药物学研究工作中,采用植物化学、波谱学、药理学等现代技术方法,分离提取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对其生物活性进行检测(Grunde鄄mann等,2012;Manvar,2012)。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新药研发寻找先导化合物(Gutierrez,2008;Thanh,2012),而不是为了发展民族植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缺少与信息源(当地社区及传统植物学知识提供者)的互动,因而不能完全属于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范畴。

2摇现代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和应用

经典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博采众长,吸收了多门学科的手段。植物学、民族药物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语言学等被认为是对民族植物学有重要贡献的六大学科,民族植物学研究也主要采用了这些学科的手段(Martin,1995)。在翻译马丁的《民族植物学手册》(裴盛基和贺善安,1998)时,我和我的同事们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经济学冶和“语言学冶这两章的翻译任务,是那时民族植物学所有六大研究方法中,中国民族植物学工作者最不为熟悉的内容。不过现在看来,当时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些知识至今仍然让我受益匪浅。需要特别明确的是,现代民族植物学是建立在经典民族植物学工作基础上的。离开了经典民族植物学的工作,我们将一事无成。开展现代民族植物学工作的第一步,就是用不同的手段调查、记载和整理传统植物学知识,采集凭证标本,进行鉴定和编目。有了这些工作,才能有选择性地采集实验材料和相关数据,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和开展评价。

2.1摇传统遗传资源研究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如分子标记技术、DNA条形码技术、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等技术,可用于研究传统社会使用的植物遗传资源,包括作物的地方品种(landraces)和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野生种。一些植物学上难以区分的民间分类群(ethnotaxa),也可以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在此,我们以云南省西北部藏族地区的传统青稞遗传资源为例,阐述遗传资源的研究思路。青稞(HordeumvulgareL.s.l.)是藏民的主食。在对滇西北的青稞遗传资源进行民族植物学调查时,我们发现当地保留并种植不少传统品种。这些传统青稞资源不仅与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还与藏族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即传统青稞资源在藏族的宗教信仰、饮食文化、风俗文化等活动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Li等,2011)。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些传统品种在形态上有较大的差异,即呈现出丰富的表型多样性。那么,传统文化到底对这些遗传资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遗传多样性如何?我们从滇西北采集了60份当地的青稞资源,并以4份现代育成品种作为对照,采用AFLP和SSR两种分子标记检测其遗传多样性。AFLP遗传多样性分析表明,5对引物组合共扩增出576条带,其中多态带为517条,多态位点百分率为89.76%。用19对SSR引物共扩增出70个等位基因,每对引物等位基因数目从2到10个不等,平均值为3.68个;PIC值从0.03到0.87不等,平均值为0.30。居群间的遗传分化值(Gst)为0.2587(AFLP)或0.1304(SSR),即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居群内(Guo等,2012)。研究结果很好地说明了传统青稞品种具有非常高的遗传多样性,传统文化有效地保护了当地青稞的基因资源。印度西高止山Nilgiri生物圈保护区内,有7种草沙蚕属Tripogon植物,用于捕蛇、饲料、盖房子(屋顶)和宗教仪式。其中被Irulas及Mal鄄asars人称为‘Sunaipul爷和‘Kattaipul爷的两个民间分类群,当地人很容易就可以将两者区分开来,但被植物分类学家鉴定为一个种Tripogonwightii。加拿大学者和印度学者合作,利用DNA条形码技术,选择了matK,trnH鄄psbA和rbcL共3个标准DNA片段,对西高止山地区的草沙蚕属植物进行鉴定。研究结果表明:‘Sunaipul和‘Kattaipul爷为完全独立的两个物种,后者为Tripogonwightii,而前者Sunaipul则为植物学上新发现的一个种TripogoncopeNewmaster,sp.nova(Ragupathy等,2009)。这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民间分类学知识是值得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