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养殖保险发展探析

一、引言

世界粮农组织(FAO)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海水养殖业总产量1955年仅10万吨，此后逐步提高(见图1)。海水养殖作为我国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我国多元化的农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但海水养殖业也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比较大的高投入、高风险产业，我国海水养殖业频繁遭受自然灾害损失(见图2)。其中，2012年我国共发生138次风暴潮、海浪和赤潮等自然灾害，各类海洋灾害(含海冰、绿潮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5.25亿元，死亡(含失踪)68人①。为了应对海水养殖面对的自然灾害，建立健全的海水养殖保险保障机制和完善的风险防范、理赔机制可减少渔民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使渔民利益得到相应保障。

二、海水养殖保险界定

海水养殖保险是指以人类利用海水资源进行人工养殖的动植物为保险标的而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广义的海水养殖保险保障范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养殖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台风、海啸、异常海潮等)、海水淡化、海水污染以及疾病等原因造成养殖的动植物死亡或流失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针对渔业生产、加工设施设备开设的渔船保险、渔业码头等渔业生产资料;三是针对渔业从业者设立的雇主责任保险和渔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狭义的海水养殖保险保障的是针对海水养殖的动植物。目前，国内开办的针对海水养殖的动植物的保险主要是针对集中在沿海地区的浅海和滩涂的对虾、扇贝等养殖保险。

三、文献综述

王海华、除厚民(2003)认为渔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是渔业保险管理体制不顺，互保机构存在政社合一现象，互助的性质和保险形式没有明确;二是渔业保险的公益性作用，尚未被各级政府充分认识，政策扶植力度偏小;三是渔业保险投保率低、展业面窄与我国渔业生产发展的形式不适应。因此建议我国借鉴国外渔业立法经验，加快渔业立法，建立渔业保险制度，实现由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对渔业的支持，转变为符合WTO规则允许的“绿本箱政策”①[1]。金鳞根、李娟(2003)认为财政补贴型的渔业保险不适合我国国情，应建立国家支持型渔业保险，即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手段间接支持渔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促使其稳健发展[2]。陈添林(2004)在分析海洋渔业风险的原因和分类时，提出在自然风险防范上采取渔业保险和政府救济相结合，在市场风险上采取市场预期、信息服务和期货交易等措施，以及在技术风险和管理风险上应注重提高渔业生产者的综合素质[3]。徐小怡、宁凌(2010)对广东政策性渔业保险进行分析，并根据广东实际情况，建议政府加强对渔业保险的财政补贴[4]。

陈自强(2008)综合考虑我国渔业发展状况、国家财政能力、社会制度等条件，分析国外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运行的主要模式，认为我国应确立在政策性渔业保险，建议发展“政府支持下的互助保险为主，商业性的渔业保险为辅”的渔业保险模式[5]。储瑛奂(2004)在分析当前我国海洋渔业保险现状和国外海洋渔业保险经验时，认为互助供给保险能够实现我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6]。

四、我国海水养殖保险可行的运作模式

海水养殖保险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如图3所示，假定在没有海水养殖保险时，水产品供给曲线是S0，需求曲线是D，此时的消费者剩余是P1AP0，生产者剩余是。养殖户购买海水养殖保险后，由于海水养殖保险导致水产品供给增加，致使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到S1;这时消费者剩余为P2BP0，生产者剩余为P2BD。引入海水养殖保险后，保险人的生产者剩余并不一定为正;而被保养殖户可从中获得利益，消费者剩余增加了P2BAP1为正，从整个社会来说，社会福利的增量为ΔABO的面积是正的。那么，在海水养殖保险市场上，市场均衡的供给量必小于社会需要的最优量。此时，单独依靠市场实现均衡是不太现实的，即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我国海水养殖保险市场的正外部性表现为：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海水养殖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会产生正外部性。海水养殖保险作为海水养殖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为海水养殖业的稳定和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我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第二，在中观层面上，海水养殖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海水养殖保险可有效促进农村信贷的快速发展;第三，在微观层面上，海水养殖保险为养殖户灾后的生产恢复和养殖户生活的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海水养殖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国外一些国家的实践也证明，海水养殖保险的开展与推广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其中，政策性海水养殖保险是由政府在保费补贴的引导下，采取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共同负担保费的经营方式，由专门的经营主体通过众多投保人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以法律合同形式确立当事人确立义务关系，实现风险调节，保障海水养殖业的稳定发展。其经营主体机构可以采取以下模式：

(一)渔业互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