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被监管对象承担的法规遵从成本可以通过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适当地向消费者转嫁,但究竟能否转嫁以及转嫁的程度高低,取决于有关服务的供求弹性等多种因素。因此,高昂的遵从成本可能会使企业不堪重负,或加重消费者的负担,这都有悖于监管的初衷。

(三)监管活动引起的效率损失

监管者在对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进行监管时,由于信息价值的复杂性,存在着决策有用需求和反映受托责任需求之间的冲突,存在着不同需求者之间需求愿望的冲突,从而使得监管者无法确切知道信息需求的最优数量或从社会角度而言适当的数量,这是监管引发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监管活动引发的效率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监管可能会削弱市场竞争

监管是对自由竞争市场的一种人为干预,它改变了自由竞争的规则,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再分配。在整个监管活动中,必然存在着受益者和受损者,受益者因监管规则而获得了垄断利益,受损者或艰难维持、或退出、或游说政府改变监管规则,二者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原则。斯蒂格勒(Stigler,1964)通过实证分析美国SEC对证券市场管制前后的股价变动情况发现,SEC管制的主要功效是将新公司排除在市场之外。此外,过度严厉的监管不仅提高了企业的遵从成本,也降低了企业进入市场的积极性,降低了整个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从而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20世纪90年代SEC已经意识到过严的信息披露规则对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并积极与其他监管机构合作寻求解决办法。

2.监管的滞后性引发效率损失

政府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有效干预依赖于对市场信息的全面、及时和准确地把握,片面、过时和失实的信息必然带来决策的失误和管理上的顾此失彼。由于监管者处于社会层级结构的塔尖,远离市场活动,其获取信息的链条比较长,再加之信息传输中的时滞、失真,使得监管者对市场发生的问题存在着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实施时滞和生效时滞,从而出现监管规则运行时的市场环境与制定时的市场环境迥异,规则的效应难以充分发挥,甚至制约经济的发展,阻碍市场创新。

3.监管引起决策上的道德风险

监管是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制约,它可能会改变企业的决策行为,或是有意的冒险行为,或是无意的谨小慎微等都可能使企业承担不必要的机会成本。监管的目的是为投资者创造切实可信的信息环境,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决策失误,但监管也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未突破监管规则的就是安全的,使投资者对政府监管的对象产生过分信赖,降低了风险意识和甄别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盲从式的非理性投机和对政府护市的依赖性预期,徒增了资源无效配置的概率。

4.监管引发的寻租行为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

监管是一种权利分配,是部分人借助于权力对他人实施限制,是政治权力对经济市场的介入。政府的垄断性管制权易于产生政府官员设租、被管制者寻租和避租现象。所谓“租”是指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由于自然存量、政府管制等种种因素造成在市场上难以满足需求时而产生的差价。这种差价为寻租行为提供了机遇,寻租者通过游说、行贿等手段来获得拥有生产要素价差的机会,而拥有资源监管权的政府官员除了被动地接受寻租者的回报或贿赂外,还可能直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以谋取私利。寻租行为的存在使得大量的稀缺资源用在了非生产性领域,降低了生产性资源的配置,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腐蚀了政府的一些官员,危害社会肌体的健康发展。

三、会计信息监管效益分析

政府对会计信息实施监管的效益主要体现在对信息质量的提高和缩小供需差异等方面,从而降低信息使用者的信息甄别成本,减少投资者对欺诈的预期,增加投资者的交易剩余,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一)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会计信息监管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竞争的先天性缺陷——个体利益膨胀导致整体利益无法实现最优而建立的一种让利益各方进行有效博弈的制度,最终目的是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实现信息供需平衡。 根据非对称信息理论,市场上买卖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是有差异的,通常卖方比买方拥有较多的信息。拥有信息优势的卖方就希望通过输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使自己获利,而拥有信息劣势的买方则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取信息以降低其风险。由于会计信息生产的特点使得企业内部与外部的信息使用者之间、不同的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都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它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既有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也有事后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诱发证券市场中一切问题的根源,事前的不对称性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事后的不对称性引发“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破坏了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导致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治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求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以弱化其信息优势。由此就产生了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一系列制度约束和对其披露信息充分性和公允性的鉴证,公认的会计准则和独立的审计制度应运而生。 上市公司通过财务报告公开披露的信息,尤其是超越法定披露要求所进行的自愿性披露,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功能,可以解决一定的逆向选择问题,来促进合理交易或契约的形成。会计信息在控制道德风险中的作用不仅体现于股东与管理者签订的旨在激励管理者采取符合股东目标行为的雇佣报酬合约中充当了订约的指标,以及提供契约监督、实施的依据,也体现在信息决策有用性所支持下的证券市场及相应的经理市场中。因为竞争性的证券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对经理的道德风险行为构成了外在的约束,会计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将反映在股价和经理人价值中。一个依靠披露虚假信息来欺骗市场的管理者,终将被市场所淘汰。

(二)政府监管节约了一定的交易成本

证券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信息的竞争,其竞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搜寻、检验和证实信息价值的过程。但由于信息的价值不可能在获得之前进行评估,只能以既有的知识、经验和承受能力,收集、估计信息含量水平,并以试错方式进行决策。一旦信息搜寻不充分或搜集了错误信息,要承担巨额的决策失误成本。政府通过制定强制性的信息生成、披露规则,可以降低信息的搜集成本,提高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充分或错误信息对决策的影响,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这是因为(1)在会计信息非管制下,每个投资者为了决策的需要会参与信息的搜寻工作,尽管个体的搜寻活动是在信息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则下进行的,但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许多个体在重复搜寻相同的信息,个体搜寻信息的成本之和可能会远远大于信息管制成本;(2)由于投资者之间能力的差异,个体信息的搜寻活动必然增加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交易的摩擦。(3)企业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是企业内部会计系统的副产品,其边际成本很小,如果会计信息不受管制,每个信息使用者将以垄断价格购买同一公司的同一信息,不仅增加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可以说会计信息管制相对于非管制而言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小约翰•科菲(John C. Coffee,1984)认为强制披露制度是一种理想的减少成本战略,它通过对搜寻信息成本的社会补贴来确保信息的数量及信息的准确性。没有强制披露制度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低效率。

信息管制对社会交易成本的节约是建立在合理管制前提下的,一旦超过了合理的度,过分的信息管制就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过分的管制不仅增加了企业的信息生产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会计信息“堆集”,而提高了信息的分析成本,降低了信息的使用价值,使信息使用者无所适从。

四、政府适度监管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