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中西部省份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赶快阅读下吧。

摘要：本文研究中西部地区科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用于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就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西部19个省市的科技和教育支出都对国民产出有微弱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都不是很显着。相对于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检验的显着水平相对更高。同时，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都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有正向影响，但教育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幅度都高于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

一、引言与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一些研究者试图建立有关政府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内生增长模式。如Barro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会显着影响经济增长[1]。随后，Barro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了公共支出的不同类型[2]。进一步地，Devarajan等提出在理论上把公共支出分解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指出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贡献度(产出弹性)之比[3]。

国外学者除了在理论上进行积极探索外，还在实证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一方面，许多经验分析得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的结论[4-8]。另一方面，一些经验分析又得出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的结论[9-10]。

总之，关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方面，公共支出需要以公共收入为基础，因此降低私人储蓄来源，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私人生产力，又刺激了私人储蓄，两者作用的强弱要看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补充和替代作用的大小。如果补充程度越低，替代程度越高，对私人储蓄的冲击就越小，公共支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单调的，在给定的补充或替代水平下，公共支出首先提高增长率至某一点，然后二者将是负相关的。这些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对我们分析我国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非常有益，从中可以发现，政府公共支出不是一个简单的外生变量，笼统的讨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论并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先将政府支出分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支出，然后考察各个单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试图从生产性的政府支出——科教支出入手，去分析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于我国的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如骆永民采用1953—2003年的时序数据对我国科教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我国对教育和科研的财政支出和GDP变化有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教育支出在长期中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科研支出却在短期中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11];而科研支出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比教育支出更为显着。得到类似结论的还有祝接金，他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科技总支出波动是引起TFP波动的原因[12]。郭玉清、刘红和郭庆旺则构建以资本、知识和产出为研究对象的动态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动态计量模型，得到实证结论是中国财政科教支出对其资本形成、产出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有积极影响，但作用力度和影响方式存在区别[13]。其中，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的科教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一样[14]。他们通过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其政府科技支出的生产率改进作用不同。在东部地区，政府科技支出改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对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基本上没有改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政府科技支出仅对资本生产率有微弱的改进作用，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改进作用;西部地区的情况与中部较为类似。教育支出与此类似，相同学历层次的政府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幅度按东、中、西依次递减，即东部地区所有学历层次的政府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作用均是最强的，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最弱。

从现有的研究结果看，我们发现：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科技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较为微弱;从大量的统计检验来看，只有东部地区在统计上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统计上都不显着[2-4-5-6]。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与科学事业费的最终用途有关，由于东部地区级别较高的科研院所集中，国家教育和科学事业费大多向这些院所倾斜，当这些经费被投入到基础研究之中，就对生产率产生了显着的积极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目前科学和教育经费大量被用于弥补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经费的不足，真正投入到科研中的比例不足，自然对经济增长率作用力减弱，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影响?各项支出分别有多大的影响?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关系是否稳定?对于这些问题，上述学者则关注较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东部与中、西部的科教支出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同的性质，东部的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基本得到确认，而中、西部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我们试图在充分考虑这种差异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中、西部省份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鉴于此，我们剔除东部发达省份的数据，单独研究中、西部省份的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率，以期为中、西部省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支出政策提供有意义的。

二、科技与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的设定

在理论上，政府科技和教育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政府科技和教育支出通过改善资本和劳动等单个要素生产率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科技和教育支出通过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而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进一步分析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我们可以构建如下模型：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则有：

YtAtKβ2tLβ3t(1)

其中，Y表示产出，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为技术进步，β2、β3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对方程(1)两边取自然对数并求导，则可构建如下增长模型：

gitβ2kit+β3lit+ait(2)

方程(2)中，g表示产出增长率;k表示资本增长率;l表示劳动增长率;a为索洛残差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i(i1，2，…，n)和t(t1，2，…，T)分别表示各省份和时间。现在，考虑政府科技支出的作用机制，假定政府科技支出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则可以如下表示：

aitβ1+β4Tit+εit(3)

其中，Tit表示政府科技支出，具体的含义为政府科技支出总量占GDP的比例。ε为误差项，包括企业R&D投入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联立方程(3)和方程(2)，有：

gitβ1+β2kit+β3lit+β4Tit+εit(4)

利用方程(4)我们则可分析科技指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进一步地，如果将方程(4)中的政府科技支出变量T替换为政府教育支出变量E(以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则可得到方程(5)，用以实证分析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gitβ1+β2kit+β3lit+β4Eit+εit (5)

另外，考虑到政府科技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故方程中使用政府科技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变量的滞后项，这样方便我们找寻政府科技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经济增长率的滞后影响。那么本文最终用于分析科技支出与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模型实际上为：

gitβ1+β2kit+β3lit+β4Tit-1+εit(6)

gitβ1+β2kit+β3lit+β4Eit-1+εit(7)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地区资本存量没有对应的统计资料，现有所使用的资本存量都是经过一定间接计算获得的，但是这些计算的资本存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尚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计算标准。另外，由于增长率指标更能反映投资活动的波动性，本文采用资本形成增长率代替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一般来说，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存货一般逆经济周期增长变化，因而只有固定资本形成可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所以我们采用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表示变量。同时，我们用单个行业就业人员增长率表示劳动增长率，各省市实际GDP(扣除物价因素)增长率代表其经济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