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与评论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若干年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但这种情况在近年来随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所改善。

佩里·安德森撰文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作为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试图为重建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尽管新自由主义有着坚定的理论探索的勇气，但是，它对二战以来在西方社会得到发展的普遍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和福利国家制度的挑战是对大众民主和公共权力的威胁。马克思的普遍平等观依然是对新自由主义竞争自由观的最好的回应，只有发展公共权力和捍卫福利国家制度，才能制约市场经济消极面的夸张，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经济转型的国家尤其适用。应该扩展对人民所有制构想的讨论，以此来回应广泛的私有化主张。俄国和东欧经济在广泛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外国投机家和黑手党对私有化证券再分配进行操纵的现象值得警惕。

(二)国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评论

英国学者鲍尔·库格曼对新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五个重要评论观点：

1.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比如说，美国无法解释其每个资本收入增长三分之二的原因。同样，亚洲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符合“目前的正统观念所认为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说。据此，鲍尔·库格曼建议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采取“谦恭的态度”，提防“缺乏分析的归纳”。

2.总有人不断提出缺乏根据的结论并为有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3.“传统的智慧”并不稳定，时刻在有规律地向其他事物转变，有时甚至走向对立面——尽管他的支持者在兜售其新的正统观念时仍然充满自信。

4.回顾历史，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达到它们的预定目的”，而且是建立在“坏主意”基础之上的。

5.人们经常认为“坏主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力集团的利益。毫无疑问，事实的确如此。”

(三)对以上学者观点的简单评价

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视角众多，辞锋犀利，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批判性研究既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新自由主义提供宝贵的思想养料，又给我们留下了继续耕耘的空间。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他们之中，除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外，大部分学者研究和批判的着眼点仍然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关注，是以批判性话语为资本主义克服危机出谋划策，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考虑，打上了其自身的阶级、经历的烙印。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批判新自由主义。

三、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国内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所持的不同观点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和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通过文献出版物、以大学为主的各种讲坛(论坛)、各种研究机构(包括学会、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等几种渠道或方式传播。中国学术界、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的看法上，分歧较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

1.全面否定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更坚决反对借鉴新自由主义。

2.极力鼓吹

极力鼓吹、推崇新自由主义的人在中国学术界、理论界为数不多，其代表性人物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多，但在部分青年学生中具有相当蛊惑力;而且，他们还企图利用照抄照搬来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影响政府决策。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3.只介绍不分析、不判断

取这种态度的学者多为研究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的学者，他们不重视对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研究，也较少考虑新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倾向，着重把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的学术理论介绍到中国来。

4.批判地吸收、借鉴

目前，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有一批较为严谨的经济学者既不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主张照抄照搬新自由主义，而是力图根据中国实际，对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对其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积极吸收其中可供中国改革开放借鉴、参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