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进出口产品结构性矛盾引致环境恶化。有数据研究证实，中国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石油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等高碳排放行业，出口的产品多源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服装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中、低碳排放行业。比较进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出口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污染要远远小于进口带给国内的污染，且随着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必然加剧这种进出口结构效应的环境负面影响。基于目前的进出口格局，出口并不是引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进口增长导致了国内环境污染扩大化的趋势。

第四，跨境污染使中国成为“洋垃圾”的天堂。贸易自由化使得污染从发达国家流向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避难所。那些有着较高环境标准的发达国家，一方面为迎合国内企业界获得选票支持，政府宁愿执行较低的环境标准，致使世界整体的环境标准就低而不就高;另一方面，为了讨好激进环保主义者们，他们又频频声讨发展中国家的低标准带来的平均环境福利水平的降低，要求提供相对统一公平的环境标准和竞争环境。出于全球环境福利水平的最优考虑，世界各国都在找寻解决跨境污染内部化的途径。基于合作博弈理论的国家间一致行动计划要求合作体内部各成员国在废气排放或污染转移方面必须采取统一行动来降低成本，通过国际财政转移或是双边关税减低来分享国内消减污染的成本。然而，收益分配不均条件下的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国家间正式协定又需要高额的交易成本，治理跨境污染问题的有效国际合作路径一直都在探索之中。

未来贸易与环境平衡的战略选择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又不得不肩负着保护本国环境和全球环境福利的责任。在以经济发展为必要约束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合理规制以减少贸易中的环境损失。

国家已经明确“十二五”期间将加强结构提升和产业发展，这是一个大好时机。自由贸易与环境福利的均衡发展我们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带动和保障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实现这种结构性转变和调整，需要配套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平衡“三驾马车”的协同效应，特别是平衡进出口贸易中的结构性效应和规模效应。一方面是要鼓励“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提高进口产品的污染减排量。通过技术创新带动有竞争优势的环保产业的发展，提高一次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能源，降低能源进口数量和对外依存度;培育有特色的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大力发展旅游、文化、运输、服务等产业。另一方面通过系列的法规政策和制度建设，提高相关行业和产品的环境标准门槛，并配合环境税等经济手段来实现“灰色贸易”向“绿色贸易”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