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KC曲线

1993年，Panayotou首次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EKC曲线。它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EKC揭示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注：若Y轴变量选定为环境污染程度，则会呈现为U型关系)

如上图所示，当经济与环境关系处于U 形前期阶段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源的不断开发，废料、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的排放逐渐超过了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导致环境质量不断降低并呈现出加速增长趋势，环境与经济之间不和谐的关系日渐突出直至A 点。经过A 点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环境和环境治理开始受到重视，环境质量将会随着经济的不断提高而提高，也表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进入了健康循环的U 形后期阶段。

(二)ECK曲线与绿色GDP

绿色GDP考虑了生态成本，强调污染与治理的并行，它反映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或顶点后的部分。按照EKC 理论，只有人均GDP 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行有效的绿色GDP 核算模式。如下图所示，EKC 的峰值由较低的A 点提升到A 点，相应地，开始出现峰值的Q 点也一定程度的升高。这说明在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如果采用绿色GDP 核算方法介入对环境质量的考虑，会使环境质量的转折点在环境质量的较高水平提前出现。但前提是必须从GDP 中抽取一部分用于环境质量的恢复，就是纵轴(代表环境生态质量程度)的峰值提高，同时代表横轴的人均GDP 有所减少，减少后得到的GDP 即为绿色GDP。

从历史数据上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拐点在人均GDP5000至10000美元之间。现在我国部分省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5000美元，就北京市而言，在2004年人均GDP指标就已经进入了EKC曲线标准的拐点区间了，但是环境质量却没有大的改善，而且现在仍然经常受到沙尘暴、阴霾等恶劣天气的侵扰。因此，我国是否已经达到了EKC曲线的拐点，还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三、绿色GDP的实践

(一)绿色GDP在国外的实践

20世纪80年代，瑞典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始着手对资源与环境进行核算。1993年，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首次提出同SNA一致的解释环境资源存量和流量的系统框架，并开始在墨西哥、博茨瓦纳、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进行试点研究，以评价环境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美国在实物资源和环境资源方面更侧重环境资源核算，包括物质方面的效益和对环境的损害。美国环境核算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提出一些新指标，以便详尽的、准确的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变化。第二，建立一个新的概念体系适应环境核算的需要。第三，重视环境计价方面的研究，以便从实物量核算过渡到价值量核算。第四，修改现行的核算账户，把环境当成一个产业部分，计算环境治理及防止污染的费用(投入)，并估价其收益(产出)。

(二)绿色GDP在中国的实践

对于绿色GDP的概念, 国内的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但都认为应该包括对环境自然资源的核算，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值等在GDP的核算中一并考虑。从政府层面上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51～1981年) ，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与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第二阶段(1982～1991年)，两种核算制度MPS与SNA并存，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第三阶段(1992～1995 年)，正式启用SNA 核算体系，与国际统计口径接轨。第四阶段( 1995～) ，SNA国民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向联合国新的国民核算体系与SEEA体系(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过渡。1995年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力求保持SNA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SNA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2001年我国开始自然资源核算工作，2004年启动“绿色GDP核算体系研究”，正式完成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两份报告。其中，《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提出了我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了可能采取的方法和理论依据;《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不仅提出了构建我国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总体原则，建立了环境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核算和经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核算四个具体的表式核算框架，还阐明了核算思路、方法与基本内容。这两份报告构筑出了我国“绿色GDP”的基本理论框架，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2005年，北京、天津、河北等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

(三)中国发展绿色GDP的障碍

1、观念的障碍。部分地方官员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没有真正意识到保护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在传统的绩效考评中，GDP是占比最大的绩效考核指标，部分地方官员认为绿色GDP的推行，会影响自身的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