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未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1.亚洲货币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是2001年12月，而四年半前的1997年7月东亚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极其广泛的90年代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亚洲货币危机也出现在过剩海外资金的流入和资金外流的运动中。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也曾被称之为“资本收支危机”。(注：日本学者吉富腾、大野健一将“资本收支危机”定义为，“由超过”正常趋势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以短期借款为主的巨额民间资本的流入及其急激的大规模外流所引起的，从而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宏观经济调整的危机”(请参看吉富腾、大野健一，《资本收支危机与信用缩小》，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第9页)。根据这一定义，自1994年起到这次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为止期间所不断发生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的确可以称之为“资本收支危机”。)

当时，尽管不断有各方面的舆论提出，作为亚洲货币危机的教训，应当注意外国民间资金过剩流入的风险，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却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其后又发生了2001年底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那么，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不能发生作用呢?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先探讨亚洲货币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众所周知，1997年7月泰国货币管理当局挡不住投机性抛售泰币的压力，宣布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此为契机，投机性抛售泰币的浪潮便袭击了整个亚洲地区。从汇率市场波动来看亚洲货币危机的混乱，从1997年6月底到一年后的1998年6月底的一年期间内，亚洲地区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泰铢从1美元比25.79泰铢下跌到1美元比42.31泰铢，下跌了64.1%;马来西亚林吉特从2.52林吉特下跌到3.99林吉特，下跌了58.3%;印尼盾从2465印尼盾下跌13535印尼盾，下跌了449.1%;韩国从889.5韩圆下跌到1395.3韩圆，下跌了56.9%;菲律宾比索从26.38比索下跌到40.40比索，下跌了53.l%。而且上述这五个国家的汇率市场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经历了最严重的混乱，直到2002年10月为止，它们的汇率还未能回升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为此，下文便以这五个亚洲国家为例作为分析、探讨问题的对象。

图二绘出这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收支差额的增减变化趋势和阿根廷的情况相似，这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收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顺差额急剧增大，其后，以1997年为分界点，已经流入的国外资本便一齐转为外流，资本收支差额便从巨额顺差额转为逆差额(注：1997年上半年亚洲五国的投资收支有顺差额286.1亿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5.2%)，但下半年便转为逆差额482亿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8.8%)。)，它们的国际收支差额增减变化趋势有如表5所示。

表5　亚洲五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的国际收支增长变化趋势

附图

注：(1)1999年、2000年的数字中，马来西亚公布有“其他投资”的数字，但没有公布其子项目的数字。为此，“其他投资”大项目的数字包括有马来西亚的数字，而子项目“(管理部门)”、“(政府机关)”、“(银行部门)”、“(其他部门)”的数字中则没有包括马来西亚的数字，为此1999年、2000年的“其他投资”的数字和它的子项目数字合计额是不一致的。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02年4月号。

由于能源价格高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亚洲五国的进口贸易额增大，从1981年到1985年亚洲五个国家的国际经济收支年平均有116亿美元的逆差额;但是这段期间用以填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的资本收支却年平均有129亿美元的流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基本上能以同额的资本收支顺差额给予填补，综合国际收支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注：由于经济衰退加上阿基诺参议员被暗杀事件(1983年8月)所导致的政局不稳定，菲律宾出现了大量抛售比索的金融波动;1983年10月菲律宾政府被迫停止支付中长期的对外债务。)。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能源价格趋于稳定，国际经常收支也转为顺差，而且来自海外的直接资本投资大幅度增大(注：80年代下半期，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背景下，日本对亚洲地区各国的直接资本投资增大。亚洲五个国家的资本收支顺差额中，直接资本投资所占的比重达68%(请参看第五表)。)，资本收支也保持了顺差额，这段期间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额均有增大(1986年底到1990年底，亚洲五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合计额从185亿美元增大到462亿美元)，国际收支较为平衡。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收支结构便发生了变化，1991-95年期间亚洲五国的国际经常收支转为逆差，年平均达233亿美元之巨。(注：由于直接资本投资扩大和国内社会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进入90年代之后，东亚各国的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以经济规模作为基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看，1981-90年期间五个亚洲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6

%，1991-96年期间上升到7.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进行计算的)。生产资财、消费品等商品的进口需求显著增大，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随之急速增大。)另一方面有来自国外的大量资金流入，资本收支年平均有388亿美元(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的顺差额。金融危机发生前夕的1996年，亚洲五国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为538亿美元，另一方面资本收支有744亿美元的顺差额。从1991年到1995年期间，亚洲五个国家的国际综合收支的年平均顺差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7%，1996年为1.5%。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填补了国际经常收支的逆差额之后仍有余裕。

过剩资金流入的主要原因为：(1)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亚洲各国加速对外开放金融市场;(2)拥有庞大资金的国际机构和投资商在国际上采取了分散投资的策略，其中特别看好“增长中的亚洲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里，流入亚洲五国的大量海外资金和阿根廷一样是以那些缺乏稳定性的资金为主。如表5所示，从1991年到1996年期间，除了“直接资本投资”外，通过“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目下的(银行)和(其他部门)而流入的资金在资本收支顺差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注：“银行部门”中，除了中央银行之外，还包括了所有接受存款的银行、短期存款证发行金融机关、储蓄金融机关、信用金库、邮政储蓄所等金融机构。“其他部门”中，也包括了非金融机关、保险公司、养老金基金、非银行金融机关、非营利的民间团体、个人等。(请参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表》，第5版))。由“银行部门”、“其他部门”项目流入的资金和通过“证券投资”流入的资金一样，均是以在金融市场赢得尽可能高的投资收益为目的的;另一方面，它们对风险又具有能及早抽走投资资金的特点。为此，通过“证券投资”、“银行部门”、“其他部门”流入的资金对受资国来说乃是一种“不稳定的资金”。80年代亚洲五国的资本收支的顺差额中，“不稳定资金”占不到一半，但在1991-95年期间，这类资金在资本收支顺差额(387.3亿美元)中却占有83%的比重(占300.3亿美元)，1996年又进一步增大到占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