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5日，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作出了站在美国政府对立面的姿态，而美国政府也未善罢甘休，其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对评级下调一事展开调查，还考虑出台新的监管规则，要求评级机构公布其在评级过程中犯下的“严重错误”，这种积极干预的姿态，反而体现出评级机构本非完全“独立”的主体，只是其非独立性在触及美国自身利益时方显现出来。标普此举也并非说明评级机构真的站在了独立于美国政府的对立面上，相反，通过“降级”之举而彰显出的“独立性”可能会使之获得长远的公信力，从而很可能被美国加以利用。事实上，从市场反应可以看出，标普下调美国国债，与美国近期的策略有“不谋而合”之处。受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影响，市场恐慌情绪上升，8月8日纽约汇市美元对瑞士法郎、日元等避险货币下跌，对欧元、英镑等上涨。从此，美元又开始了一轮小跌幅，继续了其长期贬值策略;市场开始减持美元和美国资产，逐渐为美国释放了部分经济压力。与此同时，全球股市暴跌，黄金价格再创新高，美国汇丰银行控股的SPDR Gold Trust等大企业单单利用多头攻势就已经在这轮黄金行情中获得巨额利润。“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成果的步骤。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对欧洲下手的同时，对日本也有所动作。8月24日，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宣布将日本国债评级从AA2级下调一档至AA3级。这是九年来首次下调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使人们对日本国债的风险评估变得严峻。这不仅与标普相呼应试图表明其评级行为的中立性，也客观上起到了进一步催高避险品价格的作用，而为掌握高风险金融衍生品和大量硬通货的金融资产在乱局中获利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客观上保证了美元能够借助信用评价工具直接或间接调节其实际价值和汇率。

取得外国优质资产是获得回报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是通过一揽子交易的方式还是通过其他低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只要我们能够将外汇转化为外国的优质资产，就将大大提升我们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实惠。中国应设法加大对外投资，增购优质国际资产。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后，海外投资额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大国。过去数年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额更是呈现“井喷式发展”，由2004年的55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590亿美元。然而，分析对外投资的结构，可以发现还是存在某些忧虑的。从2008年到2009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向急剧转弯，其中最突出的大项变化是：采矿业由58亿多美元猛增到133亿多美元，增长172%;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由217亿多美元下降至204亿多美元，下跌近5.8%;批发和零售业由65亿多美元下跌至61亿多美元，下跌5.8%。一些小项出现大幅调整，农林牧副渔业增长接近一倍，建筑业下降接近一半，房地产业增长将近三倍，科技和地质勘察增长四倍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则剧烈收缩至原来的3%。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正处于较强的调整期。但近期趋势还是值得肯定的，包括矿产、能源、制造业和高科技等优质资产正日益进入美元储备的投资范围。由于这类产业受到严格的产业政策保护、环境规制或民意高度敏感，要在投资方面作进一步突破还得付出很大努力。

(三)力戒举债泛滥，实实在在谋发展

债务经济的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发展国民经济，以未来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益兑付债券。由于债券需要一定的收益率(通常高于银行利率)以吸引投资者，债务经济实际上是“赌”财政能够从国民经济发展中获得超过国债收益率的利益。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在现实中，债务经济往往面临几个难以处理的弊端：一是任职者的任期限制引起的举债冲动。尤其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当届的任职者可能为一时的发展大力举债，在其任内完成某一重大项目，但留下沉重的债务负担，届届相继，导致债务累积而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二是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的控权机制。就目前国内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情况看，举债发展获得好处的机会要比拖欠债务而受处罚的风险大得多，导致天平向举债一侧非理性倾斜。三是对债务的依赖性。西方国家的事例一再表明，一旦开始靠债务维持各种福利项目和财政支出，未来这些支出就很可能因民众的日益依赖而被常态化，从而难以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国民经济发展一旦出现风险，债务兑现压力会加大，一切问题就都可能因此而起。因此，我们要非常注意控制债务经济，将政府债务严格限于有充分保障的经济建设项目，并且进行严格的专项审计，扎扎实实地将财政运作的基础建立在牢固的实体税费收入上，以防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同时也保证人民币的币值基础不因日益虚化而受到强烈冲击。

(四)调整分配秩序和货币政策，预防美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冲击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五)适时增加黄金储备，防范纸币贬值压力

在前述的基础上，如果时机恰当，我们还可以从实物方面补强货币锚，提高防范纸币贬值压力的能力。在这方面，最为传统的货币锚——黄金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最终储备地位。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计算，截至2011年9月，中国黄金储备在整个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仍不到2%，而发达国家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普遍高达60%-70%。“这个比值确实有些偏低。据我国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6月黄金储备仅为3389万盎司，相当于3700多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个量远不足以应付纸币贬值的压力，维持币值信心。仅香港一地的人民币存量就超过5000亿元，而大陆境内M1的规模至2010年底超过26万亿元，M2已超过72万亿元，而且近二十年来几乎每年都以超过两位数百分比的速度增长，黄金储备的增长速度则远赶不上这一速率，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币值基础虚化，将货币锚大部分锁定在国家经济状况和政府信用上。

但就目前来看，国际金价超越170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位，再行大量买入必将更进一步催高金价，并不现实，可待金价回落后再行补充。鉴于当前货币锚呈现多元分布状态，我们无须强求黄金储备的增速与货币供应量相匹配，只需考虑黄金储备足敷应付一定长时间的大规模支付风险、填补外汇储备支付能力下降的缺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