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融资结构视野下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现状分析

　　以上理论表明，公司融资结构决定着公司治理效率。然而，这一研究结论的获得隐含着重大前提，即以上研究的企业和银行均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均以自身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无需承担就业等政治任务。对于目前正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上述条件尚未能完全得到满足。我国国有企业或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效应低下，主要体现在国有产权主体虚置、股权结构不合理、债务治理效应弱化、董事会缺乏内部制衡、监事会功能偏弱、以市场为基础的外部治理机制发育不全、信息披露不规范等方面。为提高治理效率，我国进行了数次融资制度的变革和融资方式的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由于融资机制不顺，企业治理效应的改进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

　　（一）融资体制变迁导致企业融资结构具有明显的制度依赖

　　我国国有企业融资体制先后经历了财政主导型融资、银行主导型融资和多元混合型融资三个阶段。财政主导型融资体制集中有限的财务资源解决严重短缺商品的供应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但由于政府制订的计划往往脱离企业实际，企业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相机选择灵活多变的融资政策，导致财务运行的低效率，财务行为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该模式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和国家财力的衰竭，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为了强化资本结构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从1979年开始，政府开始试行“拨改贷”制度，逐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融资权回归到企业。而“拨改贷”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牢牢地捆在一起，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由银行提供，提高了企业的负债率，使国有企业成为“无本企业”，企业与银行间形成一种具有“软约束”特征的信贷关系。企业的“高负债”，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债转股”改革，也标志着我国进入多元混合型融资阶段，“债转股”将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优化了企业的融资结构，降低了银行的金融风险。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国家只能通过委托代理人来行使其所有权和投票权；而委托代理人在行使投票权时都面临着激励约束问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权力责任的不一致，这导致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股东“用手投票”机制缺乏。

　　可见，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具有明显的制度依赖，其在强化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甚为微弱，国企的独特属性使治理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影响。“高负债”或“股权高度集中”的特点并不是企业在市场化融资机制条件下进行融资决策的结果。

　　（二）银行管理体制弱化了债权人治理效应

　　针对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银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尝试建立“统一授信、审贷分离、分级审批、责任明确”的授信管理体制，后来又逐步引入客户信用评级体系和贷款风险分类制度，对贷款管理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然而，我国银行体制中的特殊制度背景和政治诉求，使得银行难以真正参与债务企业的治理活动。首先，国有企业和大部分银行的终极控制人为国家，国有银行必须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承担着国企经营不善和改制的成本。与此相关，特殊的制度背景使借款企业有恃无恐，因为能够导致企业丧失控制权的破产风险几乎不存在，通过负债进一步巩固其控制权进而获得控制私利就是其必然之选。这反过来降低了银行监督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制约了银行在借款企业公司治理中作用的进一步加强。其次，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借款企业国有股本的产权主体缺位和虚置，造成作为债权人主体的银行没有对公司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最后，由于法律方面的约束，在国有企业破产时，银行对其影响力非常有限，《商业银行法》也禁止商业银行成为非金融机构的所有者，这样它们就不能通过直接持有国有企业的股份方式以所有者身份行使权力并对公司产生更多影响。种种原因造成我国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软约束。

　　（三）企业破产程序影响融资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原来的破产制度存在相当严重的行政干预色彩，并且职工安置成为主要任务，对债权人利益保护存在诸多不公平。200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虽在债权人权益保护上有一定的改善，但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在破产管理人的选任上，没有赋予债权人任何实质的决定权。《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管理人由人民法院选任，债权人会议仅有请求法院更换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对破产费用，债权人会议只有审查权而无决定权、变更权，这极易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重整制度，已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逃避银行担保债权的合法方式。由于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在担保债权人否决重整计划草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暗中干预法院工作，促使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做出强制裁定批准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使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再次受到侵害。对担保权人而言，其收回债权的可能性降低。由于破产法规的影响，企业的“相机治理机制”作用有限，银行只能被动接受重整计划。

　　（四）资本市场不完善和非均衡性影响外部治理效应

　　完善的资本市场会促进企业融资方式的多元化，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非均衡性特征比较明显，资本市场发展的缺陷影响了外部治理效应的发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存在以下几方面缺陷：一是发展的滞后性，我国改革开放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股票市场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得以面世，在金融抑制政策和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我国资本市场的滞后发展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二是发展的不均衡性，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尽管证券市场已初具规模，但银行借款在社会总融资量中仍占有绝对优势，我国企业90％的融资都来自于银行借款，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仅占社会融资总量的10％左右。而且证券市场本身也明显存在“重股票、轻债券”和“重国债、轻企业债”的现象，形成我国证券市场畸形发展的局面。三是发展的不完善性。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以使经营不善的公司充分暴露在投资者面前，股票价格下跌使公司有被收购的风险，从而经营者就有可能丧失其控制权。我国资本市场中，投资者之间在信息的拥有上存在很大差异，信息中包含有大量的“噪音”（Black，1986），加上套利制度的缺乏，市场自身不能自动调节价格的波动，由此导致很多背离市场经济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