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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产业化论文浪潮中的两难境地

最近，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FCC)通过了一项新的媒体所有权规定，将单个媒体公司电视观众的市场覆盖率限额从原来的35%提高到45%，从在一个大市场只能拥有两个电视台放宽到三个，并允许在大中型市场同时拥有电子媒体与平面媒体。

联邦电讯委员会何德何能，居然有权作如此规定?原来，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传媒电视，其节目信号都离不开特定的无线频率，联邦电讯委员会从掌管无线频率的使用权开始，逐渐发展到审核各种电台电视台乃至电信资讯服务的经营许可，成了传媒的监管机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名字就叫《联邦电讯委员会》。论文积科斯多年研究“广播的垄断专利”的成果，追踪联邦电讯委员会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一帮知名学者(经济学中名震遐迩的芝加哥学派)中引起了一场大辩论，结果就是30年后让科斯摘得诺奖桂冠的“科斯定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只要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即便像无线频率这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也可以交易，可以达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刮起“私有化”风潮的思想背景，也是传媒产业化的逻辑起点。至于提供强大动力推动这个产业化进程的，则是资本的逐利本性。美国投资界最令人称道的“投资圣手”巴菲特就十分青睐传媒产业。巴菲特的生财之道，是依靠参股控股来分享企业赢利。他信奉“买进并长期持有”的战略，偏爱在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企业，因此，早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他就参股《华盛顿邮报》，参股大都会以便其收购美国广播公司(ABC)，购并美国地方报纸。尤其对地方报纸，他更是只要最好的，因为他认为每座城镇能够生存下去的只会有一份报纸，那时这份报纸就会成为这座城市唯一的“收费桥梁”，可以带来超额利润。巴菲特的偏爱，突出地说明了资本介入媒体的逐利冲动。

当然，传媒产业化还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私有化”的潮流。尤其在欧洲，电视台由公营官办转向私营，政府的财政包袱成了资本家的摇钱树，见证了科斯的论断。与此同时，那些国营公共事业，能源、交通、电信、水务、航空企业的私有化也蔚然成风。到了90年代，大企业购并喧嚣一时，传媒产业也毫不示弱，贝塔斯曼、维旺迪纷纷浮出水面，至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世纪并购”达到顶峰。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美国的新闻与娱乐业控制在50家大公司手里，1996年，集中到10家公司，到2000年，传媒娱乐业几乎被五大财团垄断。

因此，最近FCC的新规定通过后，传媒公司普遍表示欢迎，业内人士更是预言新规定将带来媒体并购浪潮，大媒体公司因此可以收购更多的电视台以扩大观众覆盖率。当然，新的购并将与90年代截然不同，美国在线就是在其股价接近峰值时，用高溢价，把如今大大缩水的股票当现金购并了时代华纳。眼下则是资产的低谷，正是廉价收购的大好时机，可以预期，许多小型传媒公司将被吞噬。

当然，伴随着媒体的产业化，批评的浪潮也是此起彼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当代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指出，西方的传统媒体往往由个人或家族控制，并不以营利为主要目标而出于各自的信念，对社会万象采取批判的态度，与受众之间形成了“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是现代市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今，随着媒体的商业化与大众化，这种“公共领域”受到侵蚀——媒体的文化批判功能已经退化，满足于文化消费、娱乐功能，文化批判的公众也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众。哈贝马斯的理论在知识精英中颇有市场，以致有人大声疾呼，希望对媒体采取“再管制”。另一方面，传媒产业化引来跨媒体、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大集团，引起社会公众“反垄断”的抗争，呼吁人们关注受到资本威胁的“新闻自由”的权利。更有有识之士，为了保护民族文化抵抗文化入侵，高张反全球化的的大旗，抵制这些大集团无孔不入的渗透。

这些都说明了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本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媒产业化不能仅仅关注商业的纬度，不能仅仅满足资本的欲求。有关FCC新规定的消息进一步表明，新规定在FCC的5名成员中仅以3比2的微弱多数通过，还引来了担忧传媒市场受到媒体巨头控制的批评。此外，业界人士认为，新规定能否经法院裁定生效还是个未知数，云云。可见，传媒的产业化进程恰似涨涨落落的潮汐，总是伴随着进退与起伏。这种进退与起伏，凸现了传媒产业化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只有通过产业化，传媒产业化论文才能让频率等传媒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产业竞争带来垄断的后果——传媒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垄断局面一旦形成，不仅会危及受众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更会侵犯其新闻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危及现代社会的根本。

小编为您准备的新世纪传媒产业化形成过程中的悖论，希望可以帮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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