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伦理轻法理观念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取之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4]“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争讼（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所谓‘刑措’。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家与国同构或者说家国一体化，这种结构导致了国政的原型实际上乃是家务，国法是家规的放大，国家内乱或国民争论是家内不睦的延伸。因此，一国犹如一家，以安定和睦为上；处理国民争讼一如排解家庭纠纷，调解为主，辅之以刑，以求得和谐。传统中国的正统法律思想——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就是这个社会追求无讼的基本模式。”[5]因此，受无讼观念支配的人们，不习惯以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甘愿“息事宁人”，以无讼为有德，甚至存在“厌讼”、“息讼”和“不争讼”的状态。敢于诉讼的人往往被视为“刁民”，帮助人们打官司的人常常被斥为“讼棍”。而诉讼也不是一种争斗式的竞赛，而是一种父母官型的诉讼，官吏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待诉讼当事人。这种“父母官诉讼”是无讼观的一个体现和根源。此外，由于中国封建司法实行纠问式审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因其专横、残酷而使人们产生了惧法和厌讼的心理定势。因此，久而久之，不仅法的观念与权利的观念不能从诉讼中产生出来，而且人们的诉讼观念也因此受到阻抑而弱化。
　　五、重实体轻程序观念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司法活动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程序公正是指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受到对待是公正的，权利主张的机会是公正的。前者是司法公正的目标，后者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二者共同构成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并且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马克思曾经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6]正当的程序本身就是立法者设计的保证法律得以准确适用的规则和常规机制。任何良好的法律都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才能体现应有的价值。我国深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实体公正普遍受到重视而程序公正则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司法程序不当、程序规定被严重违反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使法官行动积极主动、律师行动低调被动。“暗箱”式的操作过程使诉讼参与人及公众无法对裁判结论产生信服，降低了司法的公正性。“绞肉机”式的裁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从众多的法律规范中找出与案件事实相吻合的法律条文，通过推理获得结论，这种状况更不利于司法公正。而相互争夺管辖权、故意拖延办案、对疑难案件的“请示制度”等明显违法司法程序规定的作法更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
　　六、忽视法律职业的专门化
　　按照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的观点，所谓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7]法律职业者是一群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实际操作和运用法律的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应当受过良好的法律专业训练，具有娴熟的运用法律的能力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