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转让通知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纠纷的情形有二：其一，债权受让人直接向债务人要求债务的履行，而在此之前无论债权出让人或受让人均未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其二，附有明确的要求债务人履行的债权转让通知由债权受让人作出，而债务人对债权受让人的通知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对于第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由于债权转让通知尚未发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尚未发生效力，相对于债务人而言，债权受让人尚未成为债权人，而诉讼时效中断要求提出权利要求的是请求权的权利人，在受让人相对于债务人成为新债权人之前受让人对债务人无请求权，因此，其债权履行请求不能构成权利人的请求，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之效果。笔者以为，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维护权利关系的稳定，并保护债务人{22}，一旦有与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相反的事实出现，诉讼时效的计算即应当受到阻却，即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债权转让的通知虽然是对债务人生效或者对抗债务人的要件，然而在债务人受债权转让通知前，债权受让人已经成为债权人，其向债务人要求债务的履行，虽然欠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生效或者说债权转让对抗债务人的要件，债务人可以要求其提供债权人的让与通知或者债权转让证书或者与此证书具有相当效力的字据或证据，但是该债务履行要求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不应受到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与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相一致;况且，受让人向债务人要求债务的履行本身也可解释为兼具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9]442，可被视为债权转让通知和债务履行请求同时送达债务人，因此债权受让人直接向债务人要求债务的履行的，其请求具有中断诉讼时效之效力，亦即债权转让通知具有中断诉讼时效之效力。对于第二种情形，附有明确要求债务人履行的债权转让通知由债权受让人发出，而债务人对债权转让通知的真实性或者债权转让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债权受让人有义务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债权转让通知及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债权受让人不能证明债权转让通知的真实性及/或债权转让真实性的，债务人有权拒绝履行或者将债务履行提存，但是，只要债权转让通知及债权转让后来被证明为真实，债权受让人债权转让通知仍然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债权转让本身的真实性与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虽密切相关，但又相互独立，此种情形下不仅债权转让通知已经送达债务人，债权转让已对债务人生效，而且债权转让通知具有明确的要求履行的请求，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构成要件。

六、我国大陆地区债权转让立法的完善

我国大陆地区调整债权转让关系的法律依据有《民法通则》第91条、《合同法》第79条至第83条。但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颇有矛盾：依据《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合同权利的转让应当取得另一方的同意，并且不得牟利;依据《合同法》第79条规定，除依据合同的性质、当事人的约定以及法律规定不得让与的以外，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再依据《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无须取得债务人的同意，但作为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之要件，债权人应当将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当然，由于《民法通则》先于《合同法》制定，{23}依据我国《立法法》第83条规定，在法律适用中，同一位阶法律后法优于先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24}《合同法》作为特别法和后制定通过的法，在与其位阶相同的《民法通则》发生矛盾的范围内优先于

《民法通则》适用，因此，我国大陆地区法律中调整债权转让的法律可以主要以《合同法》第79条至第83条为对象进行研究。

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分析，就债权转让通知而言，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法律在如下方面存在可进一步完善之处：

(一)债权转让通知主体、形式和内容

依据《合同法》第80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力”，表明《合同法》以债权转让通知作为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然而债权受让人是否可以为债权转让的通知，债权受让人通知的效力如何，法律规定并不特别清晰。

对此问题，有学者指出《合同法》的立法本意是债权受让人无权进行债权转让的通知，债权受让人为通知的不发生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的效果{25}。该观点从《合同法》的立法历史考察，指出综观《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在最早的《合同法专家建议稿》中，对受让人的通知进行了规定，其第80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让与债权，经让与人或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即对债务人生效，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从其行文来看，受让人的通知与让与人的通知发生的效力是相同的。但是，在以后的各草案以及最终的立法中，都删去了这一规定，可见，立法者的本意是认为受让人无权进行这种通知的。因此，即便受让人进行了通知，也不能使债权转让协议发生拘束债务人的效力。该文还从债权转让的性质分析，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和保护债务人等角度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26}。

此种主张和论证确有可取之处，从《合同法》第80条第1款的文字分析，也的确有可能得出仅有债权人有权通知债务人的结论，债权受让人无权进行债权转让的通知，债权受让人进行债权转让通知的，其通知不能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仅能起到预先告知的作用。由债权出让人为通知对于债权转让交易关系之稳定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虚假债权转让通知的出现。但是，如果在国际商事交易环境下或者从推动和促进债权的流转角度分析，此种观点就需重新考虑评价。例如，在国际保理业务中，供货商(债权人)和进口商位于不同的国家，由供货商向进口商为债权转让通知不但语言、习惯、法律多有不同，相关文档的交付与传递也多有不便，不如由进口保理商直接向进口商为债权转让通知，一则避免语言、习惯和法律不同的障碍，二则由本国的具有雄厚财力的保理商为通知并交付相关的文档，进口商也基本可以打消对债权转让和债权转让文档及通知的真实性的疑虑，三则鉴于债权转让通知可以冻结债务人的抗辩和抵消权，并可以对抗第三人于债权转让后可能出现的权利要求，进口保理商为其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及时作出债权转让的通知，避免因供货商债权转让通知迟延所可能出现的供货商与保理商之间以及保理商同进口商之间的纠纷。因此，从加速经济流转、推动和促进国际债权转让的发展考虑，可以适当赋予债权受让人为债权转让通知的权利，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承认债权受让人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27}。

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形式要件，我国《合同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理论上可以认为我国允许债权让与当事人自由选择。但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实务中口头证据收集和证明的难度，应严格限制口头通知的情形，鼓励当事人之间采用书面通知。

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内容，我国《合同法》亦未明示。如果不对通知内容加以统一要求，实务中很难对不同案件中的通知效力作出统一裁判，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有悖于司法公正，也不利于促进债权转让交易的进行。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判例法的规定对债权转让通知的内容予以明示，尤其是必须明确要求通知内容包括债权转让事实和受让人真实身份的合理证明。

鉴于此，我国《合同法》修订或者日后制定《民法典》，可以规定：债权受让人为债权转让通知的，应向债务人提供证明债权转让之证据。债务人要求债权受让人提交债权转让证据，债权受让人不能在债务人指定期间(或自债务人提出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供证据的，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受让人在债务人指定的期间提交证据的，债权转让通知自债权受让人首次为债权转让通知时对债务人生效。

(二)债权转让通知所导致的权利冲突及债权转让登记制度

《合同法》第80条第1款后半段“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力”，规定了债权转让通知对于债务人的效力，即通知使得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然而，债权转让通知对第三人产生何等效力，债权转让通知是否使得债权受让人取得了对抗第三人的优先权，《合同法》未明示。如此便给债权受让人和其他抵押权人、债权受让人的债权人以及债权多重让与情形下各受让人之间产生权利冲突埋下了隐患{28}，因为我国目前就债权转让的性质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而在理论上取得相对优势的学说又是债权合同说{29}。依债权合同说，基础合同下的债权系债权转让合同的标的，债权受让人根据债权转让合同取得了对“受让基础合同下的债权”的债权，然而该“受让基础合同下债权”的债权毕竟是作为一种请求权而存在，它的实现尚需要债务的履行即债权转让合同的债务人(债权出让人)将 “基础合同下的债权”交付至债权转让合同的债权人即债权受让人，但是债权何时发生移转，可能因合同约定及其他相关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一旦债权发生移转的时间不确定，建立在债权移转基础上的债权受让人对抗债权出让人、其他受让人和债务人以外的相关第三人的时间也就难以确定，这势必影响债权受让人之间以及债权受让人与其他第三人针对目标债权的优先权冲突的解决。再者，债权本身为相对权，具有私密性，难以为债权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明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债权转让中的多重让与，以及债权转让和其他抵押、质押、留置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既然问题比较容易产生，而法律又未对相关问题的解决作出规定，不可不谓法律的漏洞。

针对上述问题，有人主张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的附件，并比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以及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做法，建立一套债权转让登记制度，并提供债权转让登记查询服务，一则避免债权的多重让与，二则在债权受让人与其他抵押权人、破产管理人以及其他债权人的前手债权人之间发生争议时，可以依据登记信息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依据{30}。倘若能够建立前述债权转让登记制度，债权多重让与以及债权出让人与其他利益相关第三人的权利冲突的解决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善。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套新制度的建立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而且需要进行周密的制度设计，包括相关制度间的协调，否则，新制度可能带来新的矛盾和纠纷，因此，在仓促设立债权转让登记制度前，较为务实和明智的做法是对现行的制度进行必要的改良，尤其是在现行制度存在较好改良空间时。就目前的《合同法》条文规定而言，仅需对其文字做微小的调整即可，即将现行的“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力”更改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及第三人不生效力”。更改后，债权转让通知作出后债权受让人非但取得了对抗债务人的效力，而且可以对抗其他利益相关第三人。当然，为使得债权转让通知更为容易证明，同时也尽可能避免一定情形下债权受让人和让与人恶意串通倒签债权转让通知时间，可借鉴《日本民法典》的做法，再增加一款，规定为：“前款债权转让通知，非有确定日期之证书，不得以之对抗债务人以外之第三人。”{31}

七、结论

债权转让通知对于对抗债务人和其他利益相关第三人具有重要意义。债权转让通知既可以由债权出让人向债务人作出，也可以在法律承认其效力的条件下由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作出，可以承认一定条件下债权受让人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但同时要求债权受让人负担证明债权转让通知真实性的义务;如果债权转让通知不能由债权受让人作出，那么债权出让人应负担向债权受让人及时、适当地作出债权转让通知的义务。

债权转让通知采取书面或者口头或采用可以为证人证明的其他任何方式均无不可，但为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并便于举证，应当以书面通知为妥。债权转让通知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即：(1)债权已经发生让与;(2)向债权受让人发出履行债务的指示;(3)关于确定发生转让的债权的合理说明。

债权转让通知可以撤回，但是在通知送达债务人之后未经债权受让人同意不得撤销，因该撤销为原债权人对于通知发生转让的债权的无权处分而不生效力;经债权受让人同意的债权转让通知的撤销仅对将来发生效力而不溯及既往，债务人在债权转让通知作出后直至债权转让被撤销期间取得的对债权受让人主张的抵消和或其他抗辩权利，在债权转让撤销后对原债权人具有拘束力。

债权转让通知同诉讼时效之间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区别，债权转让通知是否具有中断时效效力，取决于其措辞：如果债权转让通知仅在于通知债权发生转让的事实，那么该通知不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如果债权转让通知直接具有要求债务履行的意思表示，即使不具有通知债权转让事实已发生的措辞，也应认定它具有通知债权转让和要求债务履行的双重效力;当然，在由债权受让人作出前述通知的情况下，债权受让人应在债务人提出要求时补足证明债权转让事实发生的证据。

为解决债权多重让与以及债权受让人与其他债权人的前手、债权人的抵押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建议我国建立一套有效的债权转让登记制度，在登记制度建立之前，可以依据债权转让通知的有无、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的时间顺序确定优先权及其先后序列。

注释:

{1}《德国民法典》第398条规定：“债权人可以通过与他人订立的合同而将债权转让给他人(债权让与)。合同订立时，新债权人代替原债权人。”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1页。

{2}1999年新《合同法》的通过事实上修改了中国大陆地区在债权转让生效要件上的态度，《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可见《合同法》已经不再将债务人的同意作为债权转让生效的要件，但是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作为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

{3}如《法国民法典》第1690条规定：“受让人，仅依其向(转让的权利的)债务人送达权利转移的通知，始对第三人发生占有权利的效力;但是受让人也可依债务人用公证文书接受权力转移而占有其受让的权利”，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1页;《日本民法典》第467条规定：“指名债权之让与，非经让与人之通知债务人或债务人之承诺，不得以之对抗债务人及其他第三人。”“前项之通知或承诺，非有确定日期之证书，不得以之对抗债务人以外之第三人”，参见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4}详见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保理公约》第1条c款;国际保理商协会：《国际保理通则2004》第12条;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16条。

{5}依据史尚宽的《债法总论》及郑玉波的《民法债编总论》，《意大利民法典》第1539条亦有关于债权转让通知之规定，然根据现行《意大利民法典》第1539条为契约解除之规定，而关于债权转让之规定列于1260～1267条，其中第1264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接受转让或者转让通知已经发出的，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可见，现行《意大利民法典》对于债权转让通知之主体已不再限定。参见陈国柱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6}《瑞士债法典》第167条规定：“在转让人或者受让人通知其转让前，已向前任债权人付款或者连续转让时对一受让人付款可以对抗其他人的更优先权利的，债务有效解除。”参见吴兆祥等译：《瑞士债法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