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又与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税捐法与民事法，希望可以帮你们解决问题!

税捐法与民事法的关系。这是一个跨法律部门的问题。从传统上，对法律有公法、私法的区分。但区分公私法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有些学者希望每一部法典都是纯粹的公法或纯粹的私法，但会造成为迁就公、私法的划分本身而制定法律的困惑。这些学者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即现行法非公法就是私法，每一部法律都必须选择是公法还是私法。但是我们习见的法律都并不是这么绝对。以台湾为例，在民法总则中的禁治产宣告、死亡宣告的内容部分就已经有检察官介入;在法人部分，不管是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都有检察官的介入。检察官代表国家来行使公权力，所以这时就会发现民法已经带上一些公法的色彩。如看到商法部分(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商法更应该走市场经济的路，更应遵循私法自治的原则，应该是纯粹的私法)，我们会发现在商法中，国家公权力的体现比民法其它部分更突出。原因在于商法就是关于大量经济活动的规定，会产生大量的交易安全问题，这时就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即国家介入来维护交易秩序。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哪个时候国家权力应该体现，那你就可以期待国家权力会在那里现身，不需要看法典，就会知道它的内容。比如票据，票据要流通，见票如见人，所以就需要强化要式的要求，但要式并不一定意味着安全，所以国家公权力就要介入，强制票据的信用。当年，台湾为了提高票据的信用，就启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什么都有连续犯的规定。当时，在台湾对于票据犯并没有连续犯的适用。所以如果一个人虚开了10张发票的话，加起来可能比打死一个人关得更久。尽管虚开一张可能只会被判一年以下，但是如果虚开好多张，就可能被判十几、二十几年。并且，由于开票的大部分都是女性，被抓起来后，会发现为什么到处关的都是小姐、太太，怎么看她们都不像是做生意的，这时会感觉可能抓错了。错得太多了，台湾就把这一规定删掉了，所以，现在台湾开空头支票的行为就不再用刑法来调整了。这说明尽管在金融领域由于金融安全的重要性，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后来发现其实采用柔一些的手段，同样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正因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问题，才使公法与私法的区分遭遇到困难。到底公法的特征与私法有何不同?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公法方面有公权力的行使，正是由于公权力的行使才使法律关系得以发生。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公权力的行使会产生法律关系，对这些法律关系的规定就是公法。我个人认为以此为标准区分公私法最为可靠，其它的利益说、主体说都会产生问题。为什么不强调由公权力机关行使公权力呢?这是因为后来的发展，国家可以把公权力委托私人行使。例如，台湾把证券交易市场的管理权授权给台湾证券交易股份有限公司。

因为公权力的行使可能授权给民间机构，所以公法、私法的划分不能以是否由公权力机关行使公权力为标准。那我们如何分辨到底什么时候是公权力行使的情形呢?最简单的方法，通俗的说就是，他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就可以做出决定，这是公权力的行使。如果单方行为就可以使双方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就可能涉及公权力的行使。我们再来看民法中有没有单方行为就可以使双方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情形。我们会发现也有，例如形成权，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有法律规定或双方预先约定。由于私法自治和 契约原则，所以单方行为可以发生双方法律关系在私法中是例外，而在公法中则是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必须依法行政，没有法律作为基础，国家的单方行为就没有限制。

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再来谈税捐法，征税需要人们的同意，因此就需要立法机关制定税捐法，来对人民征税。因此，国家只要依据法律，就不需要再问纳税义务人同意或是不同意，就可以通过行政处分和课税处分来课收税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直接根据法律的规定，不需要行政处分，人民就有缴纳税捐的义务，例如：立法规定的印花税和自动报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