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银行与PE合作的消息在投资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但就具体情况来说不容乐观，下面就来看一下详细报道吧。

银行与PE合作障碍重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2016年6月16日，由清科集团、投资界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有限合伙人峰会”在北京举行，知名FOFs、上市公司、富有家族及个人、险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机构、政府引导基金等优质LP与国内一流VC/PE机构聚集一堂，就中国LP市场趋势、财富管理、GP募资、政府引导基金和险资等多角度探讨。

最后一场专题讨论题为“银行、信托在股权投资的创新突破”。在清科集团执行副总裁、清科研究中心及清科投资董事总经理符星华的主持下，SVB资本董事总经理龚彦焱、海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李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投资及大客户副总经理刘梅等几位嘉宾，针对银行信托与股权投资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意见交流。

其实硅谷银行这家银行本身也是在伴随着金融创新在80年代创新的，成立之初目标在于支持创新创业企业，以及后面的投资人，就是VC基金。最早是在存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上为基金和企业进行银行方面的服务。到了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用银行自己的钱开始做一些对外的股权投资，包括一些母基金方面对外的创新风险的投资。到了1999年之后开始对外募集，目前8支美元的基金，5支美元的直投基金，基本上逐渐走过了用自己资本进行投资和完全用外面的LP的资金进行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

不同点在于：第一，美国的银行法规在近几年尤其是在2007、2008年之后逐渐加紧，尤其是沃克尔法则，是对银行业要求必须规范的经营，我们的母基金不是一家银行是控股银行，也是受到资本金和比例的限制的，这是我们逐渐走向外面资金参与的角度。

其次，因为银行自己的资本金进行投资还是有限的，包括金融集团资本金也是有限的，只有利用更大的市场的力量，才能够参与创新创业的领域，可以在某种程度有市场的约束机制，使得我们有非常好的业绩的基金。所以我们在美国大概30年来这些基金的业绩非常好，为大的政府的LP、政府的基金，包括大学的基金带来了很好的回报。

在中国，我们是美元投资开始的，2004年当时带了一些非常有名的风险投资基金，红杉等到中国进行参观，逐渐这些基金开始在中国设立办公室，包括那个时候有幸参与了清科的投资，这个过程用美元进行美元基金的投资。2010年开始人民币的基金，到现在为止我们管理2支母基金，2支人民币的直投基金，母基金管理是两种政府引导基金，人民币直投基金是正常的LP、GP的方法募集的，也是投资在早期的科技企业。

从中后期的PE投资到VC，已经是一个40、50年的行业发展，LP也是很固定的传统机构，基本上是以各个州政府养老基金、各大工会或者公司的年金包括养老基金，以及大学的捐赠基金，这些作为长期的基金支持股权投资。即使是政府的钱，如果是出资，我们在美国也不同国家政府的钱是市场化的LP角度出现了，是同股同权。

我们在科技领域做的比较好的母基金和直投基金，目的是接触好的企业，往往通过更市场化的一些要求，目前我个人知识所限，没有听说过在收益方面会特别要求保底，但是会有一些作为大的LP，有可能会在费率上会在收益分成上，会有一些差距。

我觉得，从我们在早期投资尤其是科技行业融资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过去的一年是迭代起伏的一年。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如果在做投资，最专注的应该是找到好项目，为LP、银行、政府还是市场化的母基金带来回报，这是核心能力。有了这个核心能力，都会受到欢迎。

海南省政府引导基金跟很多发达省份相比一个是起步比较慢，实际上真正的起步是2014年，时间不长，而且速度不是很快。但是我们是抓住海南的特点，我们成立了一些产业投资基金也好，创业投资基金也好，主要还是围绕海南省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产业，比如海南省文化体育产业，这个就是我们要发展的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殊的优势产业。

我们今年上半年做了5个亿规模的文化产业基金，今年下半年还会成立热带生态农业的基金，以及一个10个亿规模的旅游产业。成立旅游产业基金过程当中，遇到不少困惑，十亿的规模全部靠社会的行业龙头资本实现不太可能，所以一定要借助银行的杠杆力量，因此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

我们和银行怎么合作?我们非常渴望和银行合作，推动产业投资基金，因为产业投资基金基本上规模比较大，诉求比创投天使来得多，创投规模比较小，两个亿的创投或者更小，所以我们和银行达成一种初步的沟通和协商，我们做一点创新，原则上同股同权做不大，银行同股同权难以实现，可以分层次的同股同权，政府引导可能要承担风险，愿意做列后，银行的配资配子不能过高，杠杆太大，有风险。

如果我们可以看好市场可以同股同权，如果市场部好可以拿出来做分层，GP承担无限的责任，然后再亏政府，会找一个行业的资本一起做列后，政府的企业和行业的资本做列后为银行的优先兜底做保护，除了亏了GP再亏政府，然后再亏银行，并不代表银行所有亏的钱政府都必须兜底，所以分层的设施可能是目前可以推行的方式，确切地说我们做十个亿的旅游产业基金，也和GP、行业资本和潜在银行合作方是这样的合作探讨。

政府引导基金，是一个新的课题和新的领域，我希望管理这个各地政府引导基金不管是政府方还是委托的机构，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一种引导或者我们不是主导的市场，而是通过政府的一些服务，包括政府本身的官员的转型，搭建一个平台，能够把优势的资本，包括银行的资本、包括智力的支持能够导进，从而有助于本地产业的发展。

去年开始我们浦发银行遇到一个新课题——股权投资。但这里面有两大问题：第一，《商业银行法》不允许;第二股权投资高达12.5倍的风险，但有回报率有这么高吗?30%以上才能覆盖这个成本，谁敢说自有资金投下去12.5倍?我们本来就是资本金不足的，所以说这两个硬杠杆是难在这里的。

再者，还有两个软约束：第一银行有人才吗?第二银行的风险审批通得过吗?有决策机制吗?现在我想说浦发银行已经有了，我们有这个队伍，我们总行有一个股权投资队伍，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做股权投资积累，有股权投资决策委员会，我们是这样来做的，PE服务，股权融资，股权投资，至于股权投资现在做了没有，只能说我们有个案的尝试，同股同权直投，真的同股同权，共担风险，选择的行业是我们看好的行业，有五个行业，不是我们闭着眼睛投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上市公司是市场化的模式，结构化融资的核心不是股，是债。我们都懂得最贵的是股权不是债权，股权需要分红，真正的投资不可能兜底，我们不是干真正的投资。现在大家在想我们是不是干点同股同权的事?第一你的核心资产是什么关系?资本的3%不能超过是金融危机之后，按照100亿只能投这么多，因为整个3%已经出来了，不可能有放大效益。拿理财投没有问题，全亏老百姓，你接受吗?

理财要卖不保本的理财，是净值型的理财，我们行业推了两款，销售还可以，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个就是公募基金，这可以涨可以跌，不会给你保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让银行慢慢探索——能卖掉多少，能配多少资产，资产总额怎么进，行业怎么分，需要摸索和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尝试做一百亿、两百亿投，这对于VC、PE来说好大，但是对于银行来说很小，真的把一百亿投出去也是本事，很难的。

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回购和兜底的问题?我们已经尝试很多了，今年做了三个基金每个基金一百亿以上，扶贫、基础设施的，我们用了一些技术，项目方面设清单，比如说给了99%的钱进去，都具有发言权，这钱这样用了这个有问题，我就控制项目，控制投决会，我们靠专业技术，还有政府需要帮助。

最后，有一句建议，无论你们是想做市场化类的基金，还是政府引导基金，一定要把本质属性分开，它们的运作模式是不同的。

关于银行与PE合作的消息就报道到这里了，希望能对想了解这件事的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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