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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对公司提起仲裁，苑加林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劳动合同。也正是这时候，这些教练员才知道，2009年他们签署的劳动合同的甲方，已经从龙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变成了冷泉训练场。

前不久，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简称义联中心)简陋的办公室人头攒动。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份名单点名，每个被点到名字的人都会从工作人员手中拿到一笔数额不等的现金。

“总算是结束了。”拿到钱后，原供职于北京市龙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以下简称龙泉驾校)的教练员陆洪斌说。

经历了漫长的2年争执诉讼之后，龙泉驾校32名教练员维权成功。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领到了本就属于自己的钱款。

这起北京市首例驾校教练群体维权案件的胜诉，也让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被保护政策和舆论“遗忘”的农民工们走进公众视野。

失业

2011年8月，刚刚休假归来的陆洪彬被供职单位——北京市龙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以下简称龙泉驾校)告知不用再来上班，理由是“无故旷工”。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把他震懵了，“明明请过假，怎么变成旷工了?”

陆洪彬是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人，1994年起，断断续续在龙泉驾校担任驾驶教练员。2008年开始重操旧业。不过，在经历了2011年初的心脏搭桥手术之后，陆洪彬的身体大不如前，旺季时一天12小时的工作强度让他无法满勤(一月28天)工作，“实在挺不住时，就请几天假。”

在陆洪彬的记忆中，公司的请假流程一直是员工向所属车队队长口头说明，得到队长批准就可以了。不过，在和公司交涉时，这样的“潜规则”却失效了。龙泉驾校不承认他的“口头请假”。

龙泉驾校规定员工一年之内累计旷工超过3天，公司有权解除其劳动合同。“公司说我连续旷工3天，可以开除。”让陆洪斌气愤的是，“龙泉驾校缺人手时，我口头请了8天的假，怎么还让我上班?”

在龙泉驾校开除他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如果他签署一份“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就可以把被压在单位的一个月工资领走。但陆洪彬选择拒绝。“我是被开除的，为什么还要签自愿解除劳动合同书?”

公司的态度让陆洪彬惊觉，“公司就是在找理由辞掉我们。”“我们”是和他一样对公司提出补交社保或者涨工资要求的80多位教练员。

90年代，驾校教练员工资最高达每月3000多元。进入新千年之后，也许是行业竞争激烈，他们的工资甚至更低了，陆洪斌简单计算了一下，“每天的工资只有40多块钱。”

不仅如此，据陆洪彬介绍，公司还以各种理由克扣他们的工资。比如，公司要求每名教练员每月要招收两名学员，完不成任务就会被扣掉200元;2009年公司为其交纳社保之前，就每月扣130元社保钱。

不过，这些陆洪彬都没有办法提出证明，“领工资时被扣掉的钱都是用铅笔标注上的，而且工资条也不发给我们。”

已经60岁的苑加林也是被辞退的员工之一。1994年龙泉驾校建校之初，苑加林就开始担任龙泉驾校的教练员。即便在法院和公司“兵戎相见”之后，苑加林仍然会说“按道理我不应该告他们(龙泉驾校)，老板原来挺好的，我们关系不错。”

但是“关系不错”的公司并不像苑加林一样顾念旧情。为了拿到自己一个半月的工资——2000元，苑加林签署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但让他感到憋闷的是，他还被以工作服的名义，扣掉了800块钱。“那工作服我都穿了2年了。”苑加林说。

仲裁

公司强势的态度、低微的工资让陆洪彬和苑加林等人决定对公司提起了劳动仲裁。但当他们和公司对峙时，才愕然发现，自己从2009年起，就已经不是龙泉驾校的员工了。这个原因，让第一次对龙泉驾校提起仲裁的教练员们没有拿到任何赔偿。

陆洪彬开始回想2009年和龙泉驾校签署劳动合同时的场景：车队队长让教练员利用午休时间签合同，“房间没开灯，很暗。队长说我们只需要在合同的尾页乙方空白处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不签的话就无法领取上个月的工资。”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车队100多人全部完成了续约。

苑加林证实了他的说法，“当时看见甲方的位置上没有盖公司的公章，但是没多想。”工作20年来，他甚至没有想过向培训中心要一份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只有一份，一直都是在公司存放。”

直到对公司提起仲裁，苑加林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劳动合同。也正是这时候，这些教练员才知道，2009年他们签署的劳动合同的甲方，已经从龙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变成了冷泉训练场。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和龙泉驾校存在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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